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调研组到我市调研

至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更多地体现在口号与形式上。

因此，我国需要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提供一定的解决渠道，包括放松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必要的减税及金融方面人才支持，但不能仅仅因为中小企业融资难，就轻易改变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货币一紧缩，尤其是加强房地产调控后，资金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中小企业正常的贷款利率已达到基准利率的两倍以上，微型企业的贷款难重新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2009年年底以来，货币政策从危机期间的过度宽松走向正常化，并逐步紧缩。如果考虑到银行通过强制存款、购买理财产品、要求企业以存款为质押发行商业票据、支付额外的担保、顾问费等情况，实际贷款利率的上升幅度更高。虽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金融业与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果。但由于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基准利率仍显著低于通胀水平，老百姓的通胀预期仍处于较高水平，4月份的储蓄存款甚至出现近4000亿元的下降。

今年上半年连续6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次提高利率，目前货币运行的结果是偏紧的。因此，不能仅仅凭借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下跌，就判断货币政策过紧，需要结合社会融资总量、市场利率等指标，进一步观察货币的宽紧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关于财政体制的完善，大家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即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不对称。这两项工作在十五大之后有了相当大的推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小企业改制，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大系统最顶层的设计作出以后，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应有相应的设计。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

现在资金总规模很大，但是运作得不是很好，存在着有权力背景的人临门一脚、强制入股、捞了就走的情况。所谓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最顶层的设计是明确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一个比一般的欧美市场经济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此外，由于存在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而收入不足以应付。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

总之，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政策调整方向：总体紧缩且灵活稳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十二五规划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的，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的主线。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问题的。

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这样做，不但欲速则不达，而且会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

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如果小企业不能有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

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地方保护)，你未必告得赢我。为了破解宏观经济决策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这会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有些绝对化。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

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则有不同的取向，比如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执政党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但是货币超发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此时再火上浇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现在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具体体制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

在目前的银行体制和监管形势下，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

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

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碍，一个是来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

不要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质量而论也不差，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发明，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对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

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后果，包括公共服务提供不够。这两样的市场化改革都应当抓紧进行。